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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朱熹到戴震
——浩荡儒风新安里
张允熠
一、朱熹理学
朱熹所开创的“闽学”为理学四大流派之一，由于朱熹祖籍徽州婺源县，所以又称“婺学”。朱熹的“理学”生前并不为官方承认，屡受贬抑，晚年倍受打击，直到他死前，朝廷还下诏指责朱学门人为“逆党”和“伪邪之徒”，致使朱熹“门人故交，尝过其门凛不敢入”。朱熹死后九年，至嘉定二年才得以恢复名誉。到了由蒙古人建立的元朝政权时期，于元仁宗皇庆二年（1313）下诏规定朱注《四书》为官方科举取士必考的教科书，并将朱熹配祭孔庙，1362年追封朱熹为“齐国公”，追谥其父朱松为“献靖公”。至明、清两朝，朱注《四书》的官方教科书地位继续得到加强。直至辛亥革命后，在近八百年的历史时期内，朱熹理学一直是中国正统官方意识形态，具有不可动摇的权威地位。
朱子之学以“理”为最高本体，“理”究竟是什么呢？
“理”是一般，即最普遍性的东西，或者说是事物的共性或共相。柏拉图有个“理念世界”，那是相对于物质世界而言的，是类概念。而朱熹的“理”不完全是相对于物质性的“气”来言的，有时他说“气就是理，理就是气”。朱熹还讲“理一分殊”，这不是说把一个理分成几块，而是说无论怎样分，每一块都有一个完整的“理”。就像把一个苹果分给八个人，不是一人得到1/8个苹果，而是每一个人都得到一个完整的苹果。你看，在分的过程中，一个苹果竟变成了八个。这在现实世界中是不可能的，现实不是变魔术。但在理念世界中是可能的。朱熹的这个思想来源于佛教的影响。佛教曾用“月印万川，处处皆圆”来比喻佛性的普遍存在，朱熹也用这个比喻说明“理”的普适性。如佛家说“一月普照一切水，一切水月一月摄”，天上一个月亮，而地上有多少水就有多少只完整的月亮。虽然水里的月亮是对天上月亮的虚拟复制，但并不影响它们的完整性和完美性。
“理”是本体、本源性的东西，是第一性的东西，是创造万物的根本，“未有天地之先，毕竟也只有理。”这跟老子所说的那种“先天地生”的“道”差不多。理基于这种本体性、本源性，是永远存在、万古不灭的，“且如万一山河大地都陷了，毕竟理却是在这里。”朱熹赋予“理”一种超越的、先验的神秘色彩，如果把它理解为基督教的上帝，依我看也不过分。宋元明清的统治者就把它看成万古不变的封建纲常秩序。
“理”吸收了儒、道、释三家义理，是三教融合的最高范畴。早在隋唐时期，就有人提出“三教合一”的构想，但多是在信仰层面和习俗层面上，而在精神和哲学义理层面达到内在的“合一”，直到朱熹才完成。朱熹创立其学说体系时，始终就以“辟佛老、正人心”为己任，如果你说他吸收了道家和佛家的学说，他会断然否认。然而，他所构建的以“理”为核心的哲学本体论，在原始儒学那里确是不曾有过，所以，我们把他的理学称为“新儒学”。这个“新”，就是他吸收了佛、道哲学而把孔孟开创的儒学推向了一个新的阶段。
朱熹的理学还充满着辩证法。英国著名学者李约瑟曾指出，正是朱熹的理学传到了欧洲，才使得欧洲出现了有机论哲学，并在宇宙观上影响了欧洲近代许多著名的哲学家和科学家。李约瑟还把马克思主义辩证唯物论跟朱熹哲学相比较，认为前者是对后者的科学化。朱熹及其所创立的理学，是最早传出中国国门、对世界产生影响的中国思想家和中国思想体系。
二、儒风浩荡的徽州
（一）朱子之学与新安理学
所谓“新安理学”，顾名思义，它是由两个概念组成的——“新安”是古地名，即后世之徽州；“理学”就是指的朱熹的新儒学。这两个概念合成一个概念，专指具有地域色彩、由徽州学者传承、流行在徽州六县的朱熹理学。宋明时期，徽州出现了一个由徽籍学者组成的儒者群体，知名理学家达110多人，仅休宁一县就出了“理学九贤坊”，其中有人（譬如朱升）还影响了中国的历史进程。
朱熹生前跟徽州有着很深的感情，除落款和题签以“新安朱熹”四字之外，在其书信和诗文中常流露出对故乡的思念。朱熹对徽州故土有着强烈的认同感，徽州人也以这样一位同乡有着强烈的自豪感。朱熹生前二次回徽州及婺源扫墓、省亲、讲学，每次都达数月之久，并告诉人们：“吾家先世居歙州之篁敦。”巧得很，二程的郡望恰恰也在篁敦。朱熹生前的返乡，在徽州历史上产生了深远影响，由此开掘了“新安理学”的源头，朱熹本人也被奉为“徽国宗主”。朱熹所创的理学长期支配着徽州的思想文化领域和社会生活，使得徽州不仅是“程朱阙里”，而且是名副其实的“东南邹鲁”。
（二）儒学传统与儒商理念
朱熹的“闽学”是二程“洛学”南传的正宗。程门弟子众多，但大多是西北人士，有一个杨时是福建南剑州将乐人，他先后求学于程颢、程颐，深得二程赏识，理学中有“程门立雪”的故事，指的就是杨时和游酢见程颐时的情景。后杨时南下至无锡办“东林书院”，传学于罗从彦，从彦又传李侗，李侗再传朱熹。至朱熹为程门四传。
二程“洛学”的南传对江南文化影响颇深。随着宋室南迁，中国文化重心再次南移，至明清，江南已成为中国文化、教育的中心，徽州独领风骚。如清代安徽科考得状元24名，占状元总数的21.05%，仅次于江苏，但其中差不多都是徽州人。徽州还有“连科三殿撰，十里四翰林”的佳话，反映了当时徽州教育发达、文化兴盛、人才辈出的景象。
徽州在明清两朝之所以出了如此众多的进士、状元和在朝为政的显官重臣，跟徽商密切相关。影响中国二百年的徽商又被称为“儒商”，这一“儒”字，直接跟朱熹的新儒学联系起来。徽商受朱熹理学的长期熏习和影响，形成了独特的价值观念，“贾而好儒”、“亦商亦儒”，这从他们的文化观、宗族观、人才观、道德观、义利观、“四民观”（士商农工）、管理观、经营观中充分反映出来。
三、戴震朴学

徽州儒风浩荡，儒士如林，18世纪又出了一位杰出的学者，那就是“卓然一代考据大师”的戴震。戴学的形成标志着在徽州这块土地上出现了由新安理学向皖派朴学的转化。这个转化的原因是复杂的，应视为全国性学术思潮转化的一个缩影。此处，仅让我们粗略浏览一下戴震的学术成就吧。
1、集朴学之大成。
（1）在音韵、文字方面，突破和超越了前人；（2）在名物、制度、经籍的考证方面，辨伪纠错颇多；（3）在数学方面，他精通算学，在当时算得上一位算学大家。（4）在古天文学方面，成绩显著。据不完全统计，戴震在天文学科领域内编著、注释、校堪的著作就有十多部，数十卷；（5）在地理学方面，戴震被誉为“地学大师”。
戴震任《四库全书》篡修官时，花了10年时间3次校堪《水经注》，计补其缺漏者2128字，删其妄增者1448字，正其臆改者3715字。正因为有了戴震的心血，我们今人才能看得懂北魏郦道元的《水经注》这样一部千年不懂之书。此书得乾隆皇帝御诗褒奖，其诗云：“悉心编纂诚堪奖，触目研摩亦可亲，设以春秋素臣例，足称中尉继功人。”在戴震逝世后10余年，乾隆皇帝“还以戴震所校《水经注》问南书房诸臣，‘戴震尚在否？’对曰：‘已死。’乾隆帝‘惋惜久之’”。
2、创皖派之显学
乾嘉考据学形成了以惠栋为首的吴派和以戴震为首的皖派两系，后者虽稍晚但学术地位却高于前者。以地域之名冠吴、皖之学，始作俑者为章太炎。吴、皖两大劲旅，戴震把乾嘉朴学推向了高峰。吴、皖两派虽然承袭汉代的古文经学，但其学风有异，其一，吴派“凡古必真，凡汉皆好”、“戴震主求是，而惠派主求古”。其二，吴派“不问‘真不真’，惟问‘汉不汉’”，所以是名副其实的“汉学”；而江永、戴震一系的皖派却是“由宋学而兼汉学”，戴震《孟子字义疏正》阐发了义理之学，故章太炎说：“戴震，则实为宋学家，非汉学家也。”其三，综上两点，皖派突显了自己的学派特色，那就是不盲从先贤古籍，提倡怀疑主义。
今人又从“皖南学派”中分析出“扬州学派”，其领袖人物为焦循、阮元，主要人物有凌廷堪、段玉裁、王念孙、王引之、汪中、黄承吉、任大椿、孙星衍、孔广森等。他们都是戴震的弟子。但除凌廷堪、汪中、黄承吉祖籍在徽州之外，多数是扬州人。所谓“扬州学派”，可以说是“徽扬学派”，戴震为其开山祖。
皖派朴学一直延申至20世纪。以朴学见长的现代国学大师黄侃和吴承仕，都是章太炎的学生，而章太炎是俞樾的高足、皖派朴学的嫡传。黄侃系湖北蕲春人，吴承仕为徽州歙县人，由于吴承仕是北大教授，故与黄侃并称“南黄北吴”。皖派朴学传至“南黄北吴”而止，跨越三个世纪，历时200余年。
3、倡实学之精神
明清之际涌现了一股“经世致用”和“疾虚求实”的实学思潮。“实学”二字无疑含有实用、实际之学的意思，类似于今日所说的“应用科学”。但“实学”二字在戴震那里同时包含另外一层含义，那就是实事求是的学风和求真、求实、求是的治学方法。凌廷堪在推崇戴震治学“事实求是”时说：“昔河间献王实事求是。夫实事在前，吾所谓是者，人不能强辞而非之；吾所谓非者，人不能强辞而是之也。如六书、九数及典章制度之学是也。”皖派学者们还强调“实学”之道贵在实行、实践。如阮元说：“圣贤之道，无非实践”——实证、实行、实践、实政、实事——这些就是实学的主要特征。
4、融中西之要义
晚清之前，“西学”一词不包括政治社会科学，专指西方的自然科学和技术，即“质测之学”。载震的自然科学研究成果是在接引“西学”的前提下建立起来的。如其《策算》一书，就是一部中西数学沟通和碰撞的专著；其《勾股割圆记》完全采用西法三角八线，并发展了梅文鼎、江永对三角学的阐释，是又一部中西融合的研究成果；其用中西会通的方法解释中国古籍《周髀算经》，展示了学贯中西的渊博的天文学知识；其讲授《观象授时》一书时，完全采用了当时世界最新的天文历算知识，使听者“以为闻所未闻也”。戴震在学术实践活动中这种打通中西的做法，在当时的中国无疑是非常前卫的。
5、发启蒙之嚆矢
如果我们认为戴震仅是一位朴学家或实学家，那就错了。戴震生前写道：“仆生平论述最大者为《孟子字义疏正》一书，此正人心之要。”这是说，他的“义理之学”（哲学）比他的考据之学（朴学）重要得多，他要用孟子来匡正被宋明理学扭偏了的人心。其对理学的批判集中于两个方面，一是揭露宋明理学“僧侣本性”趋向，二是痛斥宋明理学“存天理，灭人欲”的禁欲主义实质。如果说，跟戴震同时的曹雪芹在《红楼梦》中用小说的形式、感性的画面、一条条年轻貌美的女子的生命，控诉了封建礼教的“以礼杀人”，那么，戴震的《孟子字义疏证》则用理性的雄辨、犀利的语言，揭露了程朱理学的“以理杀人”。
四、从朱熹到戴震的启示
朱熹哲学诞生在12世纪，那时欧洲正处于黑暗的中世纪，整个欧洲几乎找不到像朱熹这样的哲学家。戴震的朴学和哲学虽然在18世纪的中国具有进步意义，但在当时的世界上却不是最先进的科学。18世纪的欧洲，近代自然科学已经诞生，资本主义经济和工业化运动进入成熟阶段，相比之下，封闭的中国大大落后了。但戴震哲学在中国近代所发挥的作用却是进步的、革命的，相反，朱熹哲学却成了进步和革命的对象。
从本讲中，我们可以得到如下一些启示：
（一）、复兴民族文化要整合本位文化与外来文化的关系
德国哲学家雅斯贝尔斯曾把公元前6世纪称为世界的“轴心时代”。当时世界上有四大文化轴心——希腊、以色列、印度和中国。这是因为古希腊有苏格拉底、柏拉图，中国有老子、孔子，印度有释迦牟尼，以色列有犹太教的先知们，从而形成了不同的文化传统，经过两千多年的发展成为人类文化的主要精神财富。“人类一直靠轴心时代所产生的思考和创造的一切而生存，每一次新的飞跃都回顾这一时期，并被它重新燃起火焰。自那以后，情况就是这样。轴心期潜力的苏醒和对轴心期潜力的回忆或曰复兴，总是提供了精神动力。”值得注意的是：雅斯贝尔斯提出的这四大文化轴心跟我们通常所知道的“四大文明古国”不尽相同，因为他衡量古文明的尺度不是地面上的巨石和建筑，而是哲学、文化和思想体系。只有那些拥有原创性、独创性思想体系的民族，才能对世界历史造成影响，因而才是真正意义上的“文明古国”。君不见，古埃及和古巴比伦除留下那些让人凭悼的金字塔和一些遗迹之外，他们什么也没有留下，甚至连创造这些古代文明的民族主体也不知去向。其实，这些古老民族的后代都还在，血肉之躯在繁衍，但由于缺少独创的精神价值体系，因而失却了灵魂和记忆，他们完全、彻底地被别的民族和文化征服了、同化了。
有一些文明出现了短暂的沉寂，如古希腊。但它们依靠自身文化的潜力仍然能够得到复兴，欧洲的文艺复兴就得力于希腊文明的感召。当中国的文明传统在经历印度佛教的侵入之后，朱熹又使它回到了孔孟和老子之道。然而，朱熹并没有把外来文化仅仅当成一堆废物，而是化腐朽为神奇，把外来文化变成本位文化的有机组成部分，正如毛泽东所说：不是吃了狗肉就变成了狗肉，而是吃了狗肉把它变成自己身体上的肉。
（二）求真、求实、求是的皖派朴学传统是值得永远发扬的科学精神
戴震在思想史上的地位虽然不能跟朱熹相比，但作为清代的第一学者，其创立的皖派朴学无论在徽州土地上还是在全国范围内影响深远。尤其是戴震极力主张的求真、求实、求是的治学态度和思想方法，继承和发扬了中国文化传统中的科学精神，一直影响到近现代。中国共产党人的创始人如陈独秀、毛泽东等人，早年都受到过清代实学思想的影响。毛泽东在湖南第一师范学校上学时，当时的校长徐特立就手书“实事求是”四个大字挂在一师的大门口作为校训，在延安时期，毛泽东又把这四个字手书后送给抗日军政大学。中国共产党的思想路线就是实事求是的路线，毛泽东思想和邓小平理论的灵魂就是实事求是，实事求是就是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辩证唯物主义——然而，它却渊源于我们民族自己的文化传统。
（三）文化创新是中华民族的当务之急
21世纪的中国不再是朱熹的12世纪和和戴震的18世纪，中国继汉唐以后重新崛起，中国的经济以超过10%的速度发展着，“中国制造”的产品充斥世界各地。不过，令人担忧的是，什么时候这些“中国制造”能统统都变成“中国创造”？在全世界每年都有数以千百计的新发明、新创造、新专利出现之时，我们还能只以“四大发明”而自矜吗？当然，中国人的原创能力不应受到质疑，问题的关键在于：我们应该有一个创新型的文化和体制。当全社会都在鼓励创新、支持创新、营造创新的氛围时，中国人民的创新能力总会爆发出来。而创新——首先应该是理论创新和观念更新，只有理论创新了，观念更新了，才能为其它的所有创新开辟道路。这就是朱熹、尤其是戴震带给我们的启示。